人权观察的一份新报告认为，西藏学校强制使用中文作为主要语言引起了“国际人权法的严重关切”。
该组织详细介绍了五年前“儿童语音协调计划”的影响，以及最近更新的“国家通用语言法”，认为这些措施正在边缘化藏人身份，甚至将其抹掉。
“国际社会对这些事态发展越来越关注，”杨建利在《外交家》中表示。这些语言法符合近年来“集约化政策”的模式，旨在通过“文化控制”“重塑”藏人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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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文化的“侵蚀”
《外交官》称，在政治和法律上，“中国正在稳步缩小少数民族在教育、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自治空间”。去年12月，全国人大修改了《国家通用语言法》。现在需要使普通话成为“基本教学语言”，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强制使用标准化教科书。同化政策的编纂“标志着北京战略的一个新阶段”：它“不仅寻求管理民族多样性，而且从根本上重塑它”。
《卫报》的克里斯·郑(Chris Cheng)表示，社交媒体上来自西藏的视频显示，年幼的孩子“甚至无法用藏语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发音就像中国人一样”。从小讲藏语长大的孩子在入学一年内就不再讲藏语了。
家长面临着一个“困境”：中文教育改善了就业和职业前景，但往往是以藏族与“社会劣势”联系在一起为代价的。有些人在学校放假期间送孩子去藏语班，但当局“在许多地方取缔未经认可的学校和班级”，从而“制造困难”。
人权观察表示，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最“深刻的政策变化”也许是2021年的“儿童语音协调计划”。它首次强制所有幼儿园使用中文作为“教学语言”。尽管藏语在教育环境中没有被明确禁止，但它实际上“降低”了少数民族发展和延续自己语言的自由。
然而，该法律并不是“突然破裂”，而是“消除藏语作为教学媒介的作用”的“几乎是长达数十年过程的最后一步”。这是重塑“西藏社会的语言、文化和社会基础”运动的“主要加速点”。
“窄”公差
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乔什·钦(Josh Chin)和尼哈里卡·曼达纳(Niharika Mandhana)表示，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，中国的立场“转向反对少数民族表达独特的民族身份”。当局将藏族学校作为公立学校的替代方案，并扩大了寄宿学校系统。自1959年叛乱以来，在现任达赖喇嘛的领导下，抵抗运动仍在继续。达赖喇嘛流亡印度，“尽管数十年的宣传、政治行动和教育运动旨在削弱他的权威，但他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”。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乔·莱希表示，在共产党统治初期，中国“支持非汉族的某种多元化观念”，但宽容的空间已经“缩小”。看看新疆就知道了，那里有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遭到“大规模拘留”。中国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，并“将骚乱归咎于恐怖分子”。
《外交家》称，近年来，民族政策逐渐从“第一代民族政策”过渡到“第二代民族政策”。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下的早期框架“正式强调”民族和语言自治。例如，1994年立法规定所有学校“以藏语为主要教学语言”，同时“完善藏汉双语教育体系”。实施往往“参差不齐”，但它至少“承认了中国国家内部文化多元化的合法性”。
然而，第二代民族政策标志着这一理念的“重大背离”。它寻求“减少”种族差异的重要性，而不是保护多样性。中国政府现在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习近平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的“潜在威胁”。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目前的西藏政策“不仅仅是语言教育的变化”，它们还反映了中国看待少数民族的“结构性变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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